放弃传统夷夏之辨实乃大谬！

夏型文明和夷型文明

首先是对夷夏之辩的新理解。夷夏之辨是孔子在春秋里提出的，从此以后，成为中华民族处理自己文明和其他文明的一个根本性的见。一直到晚清，都是如此。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夏，中国之外的、那些周边的藩国，他们是四夷。中国是在中心的，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在全世界的所有国家当中，唯独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国家叫中国。这个字可不是随便来的，因为我们的文明，是“中”的文明，是见性的文明。那么“中”义，我们解《中庸》，也就是说“率性之谓道”的“性”可以——就是喜怒哀乐处于未发之中。我们这个文明，之所以是夏的文明，就是因为它是见性的，所以它名为中国。那么周边的四夷，详说就是东夷、西狄、南蛮、北貊。这四方之民各有名称，统称四夷，他们都是边民。也就是我们对夷夏之辨的定义是：夏型文明是基于见性（即“中”）的、大公的、道德的、天下性、中心性、恒久性的文明。这里的性质一个也不能少，各有重要性，少了一个就不全。夷型文明是基于欲望之上的、自私的、野蛮的（不讲道德的）、地方性、边缘性、生灭性的文明。这些界定都是相对的。这是夷型的文明，这是夏型文明。

夏型文明的基础是“性”，而夷型文明的基础是“欲。一个是见性，一个是欲望。因为这个基础不同，实际上基础是相反的。我们知道，《中庸》中虽然没有提到，但是在王龙溪先生的解释《中庸》时，“性”和“欲”的辨别是特别重要的。首句“率性之谓道”，我们就要辨别什么是“性”，因为很容易就“率欲”了。人生的境界大概分成这些类别：率性、经权、守经、纵欲。这个“性”和“欲”是反着的，假如这个性是道心的话，那么这个“欲”就是人心；假如“性”是天理的话，“欲”就是人欲，总之是相反的。这两边的境界很像，因为它都是“率”，这个“纵”和“率”是一个意思，就是不加克制，任其流行。所以“率者，任也；任者，纵也。”所以“率欲”也可以说是“纵欲”，这两个都是“率”，但是所率的东西不一样：一个是“性”，一个是“欲”。

“性”和“欲”就有很严格地区分。我们从最粗浅的标准来说是否合于礼者：不合理的之欲就是违礼的，合于礼的是性。那么再深一步，因为这个礼的规定是相当大略的，那些日常当中许多微小的事情是礼所没有规定的，礼不可能规定那么细。所以在礼所没有规定的那些具体事务中，就得用这个“理”。那么合“理”的就是天理，那么不合于理的就是人欲。再进一步，第一念的心之所发是性，一念以后二三四等等那些念，就是欲了。所以第一念就是直心的，直接从性体上来的。二三念都是从第一念那儿辗转迁过去的，不是从底下出来的，从表面上迁移过去的，是违曲之心，这是一种更加深入的辨别。

还有涉及到夷夏的辨别，需要再讲一个区分：一体性的境界是性，割裂性的境界是欲；一体性：自他、物我全部都是一体的，自他不分，物我如一。割裂也是同类的：自他勾分，物我勾分，就说分的很多，分得很强烈。这个是我们研究夷夏之辩时辨别性和欲最重要的方面，刚才所说是我们进行人生行为时所需要辨别的主要方面。

其实，这些都是这四种辨别性和欲的标准，是连为一体的，是一以贯之的。由于一体性，所以才能够直心而动。如果陷在割裂性的人生境界里，只能是二三念的牵引，不可能有直心。觉得是直心的，比如看到一个好吃的，立刻就想吃，以为这就是直心。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大学》中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对恶臭的厌恶和对好色的爱好，是本能，发自内心。似乎是没有经过思考的，不假思索的，似乎是直心，其实还不是。如果我们见性以后，细加体察，你就发现那还是久远以来的习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种好色、恶臭之心，还是习，而不是性。从一体性中，它所发出的一体当然就是大公的，视其它的国家、自己的国家是一体的，没有分别的；视自己这个民族和其它的民族就没有民族之分。

其实我们这个夷夏之辨一直坚持到晚清，到后来就放弃夷夏之辨了，认同了西方民族主义。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在坚守夷夏之辨的那个年代没有近代西方的民族概。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严格加以区分的、有严格界限的，由语言、政治、血统乃至宗教团结起来这种像原子一样的民族，可以自觉地，即使在一个国家里也可以举手投票，就分裂出去了。因为是不同的民族，这民族之间不能融合，因为他们是原子，原子间是不能融合的。所以西方的民族主义，是原子式的、割裂式的、欲望下的文明，割裂境界下的见解。

我们中国只有族群，有四方之民的概念，没有说我们中国是汉族，其他是蒙古族。根本就没有这些民族的概念，即使有也不是西方原子式的民族，都认为他们只不过是离我们远点，其实还是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就是一体性见解下的不同于西方民族观念的认识。对地球上的人，整个的人来说是一种天下一家的观念。梁漱溟先生说，在这四级（天下国家家庭个人）单位当中，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重第二级家族和第四级天下。也就是说我们泯掉了自身融到了家族的一体性里，泯掉了自己的国家以及其他的国家，混融于天下的一体性里。鲁迅先生说：中国文化是吃人的文化。你看这就是个人。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没有个人等概念。我还是用西方的名词来说：个人、集团、国家、世界。所以西方人是夷型的文明，根本就没有天下观念，只有世界观念，所以这个世界就是一种地理性的概念，没有人文性。我们这个天下的观念是有制度安排的，是一种人文的天下。“世界”是人的荒漠，只是一种地理性的概念，对于人文而言，这个世界是一片还没有被照过的荒漠。在西方近代这种个人的观念，个人还是一个原子式的个人，整个西方的这些东西都是原子式的。一个集团和其它集团也是原子式的，相互不能流通的，国家就是民族国家，一个一个的民族国家，有严格的边界，还是原子式的。

我们中国为什么到今天还面临着很多的边界问题？就是因为在我们坚守夷夏之辨的年代，那几千年当中，我们跟周边的这些族群，我们没有严格的边界，没有严格的划定，天下都是一家还需要划边吗？所以我们才面临着跟四周全有这么多的边界之争，因为以前没划好，根本就没有划，没有严格的民族国家之间的边界。那么近代以来中国从天下主义退守到民族主义以后，那就需要划界了。所以我们的边界越划越小，让人家侵吞了很多领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我们放弃了夷夏之辨。

为什么放弃了？因为我们失去了文化自信，因为武力不行，我们贫，我们弱，我们没有富强，所以我们的文化也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是不行的，是需要放弃的，是需要全盘西化的。所以我们今天重要的任务就是复兴我们原本的夷夏之辩。

西方这种原子式的个人，而我们中国是身。这个身的概念就不是个人的概念，这个人是原子式的，是个人主义，这个身只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是要融到家里的这种概。而这个人，在我们这个四级的观念当中身是要融到家里的，身没有那么重——家才是第一位的。在西方那里重的是一、三。那么对于一个集团而言，个人是第一位的，集团是虚的。个人是实体，集团是虚的。在中国，家是实体，身需要融到家里，家的一体性。所以鲁迅先生说中国文化是吃人的文化。我们双手赞成，我们确实是吃人的文化。吃这种自他勾分、割裂痛苦的这种小人，得到一个自他一体、物我一如的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幸福的大人，这有什么不好。中国是吃人的文化，吃的是小人。我们今天要走出五四那些伪圣贤的见解，鲁迅、陈独秀、胡适这几位把中国文化摧残得很严重。如果我们今天还在颂扬五四，颂扬这些五四的斗士，那中国文化没有办法复兴，因为他们是全盘反传统的，他们的见解就是要让中国文化死无丧身之地，他们才能后快。

我们来说简化字的问题。其实字的简化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拼音。在我小的时候，我还在背诵毛主席语录：汉子一定要走拼音化的道路，那都是七十年代末期了。这个简化字的问题是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已经退到最后，连最后这个最核心的内核也将不保的一种极其严重的表现，我们说文明，文明，文化，文化，为什么要用一个“文”字呢？“文者，字也。”所以这个文字是一个文明和文化的核心、最深的内核。我们一开始放弃的是我们的科技形态，放弃了农耕文明的生态科技，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学习他的科技，因为科技是在最外围的。放弃了农业文明，学习工业文明，这是生产方式。我们进而放弃了我们的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放弃了我们的政和教，这些就比科技形态要靠里了。但是，还是比文字靠外，所以我们先是放弃了政治，最后放弃了儒教。传统的政治体制，是在辛亥革命被摧毁的，摧毁了以后很快经学也被放弃了，因为在民国之前，晚晴的学制里还保存着经科。蔡元培的民国新的学术和教育体制，他上来的大手笔，当务之急就是废掉经科，引入哲学。在晚清的教育体制里，和学术体制里是没有哲学这一科的，没有哲学这个东西的。蔡元培上来以后就把经科废掉了，他说，我们这个废掉经科，补充哲学，也就是说把十三经放入文史哲里面去了，《诗经》放入了文学系；《春秋》、《尚书》放入了史学系；《论语》、《孟子》、《周易》放入了哲学系，所以经学可以不立。这就是蔡先生的谬见和极其错误的做法。我们中国的学术规范彻底丧失了他最后的坚守，全盘西化了。

这个经科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内核，但是还不是他最深的内核，所以我们中国文化在经科丢了以后，学术体制放弃了儒教后，他的被伤害、被摧残还没有走到头，接下来的就是汉字的拼音。也就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的运动，是在经科丧失了后，南京政府教育部在三几年时候就公布了第一批简化字，可是当时陈立夫先生为汉字请命，结果蒋中正先生收回了成命，把教育部简化字方案给废掉了。那个时候汉字面临着简化地危险，可是躲过了一劫。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大概是五六年，公布了真正实行的简化字，我们今天的简化字就还是这一批，也就是两千多个字，民国那是两百多个字，这回简化地非常彻底。当时的想法是分作三、四批，一批二十年，也就是说经过八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四、五批的步骤一百年的时间，把汉字全部简化，都简化到十划以下。第一批实行了五六年，直到现在还在用。第二批简化字在七八年公布了第二批简化字，其中有一些字现在好像大家还在用。比如演化的演和道理的道（刀和走之）。那是文革的遗毒，所谓道者用刀来开路。这是极其颠倒，彻底的反过来了。但是第二批简化字我们还学了半年，很快上面就说废掉了，不让用了；所以现在有些人还在用，因为推行过，后来很快废掉了，基本上没有行得开。中国大陆用的简化字就是第一批的两千多个字，已经是很多了，因为这两千多个字很多都是常用字。中国常用汉字也就是两千个，不过这里面可能有些不常用的，总之，这里面肯定有一千多个常用的汉字。

你们可能现在读古书都很困难，为什么？因为字不认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文言文，学白话文的。即使字认识，还是读不懂，因为文言不懂。所以简化字和白话文就是我们的语言，我们中华文明最深的内核，遭到了惨重的内伤的一种核心的表现。一个是字的简化，这个当然是最深的，还有就是语法、语言的变革，把文言废掉改用白话。通过这两个步骤，我们基本上就跟传统的割裂达到了很好的效。这个就是这些五四斗士的提倡汉字简化、大张旗鼓的要消灭汉字这些人，像鲁迅、胡适。鲁迅要消灭汉字，胡适要消灭文言文，这些五四斗士都参与了对中国语言的摧残。也就是说他们提出简化的理由，他们很狡诈，他们说文言、繁体字太不好学了，是贵族的语言和文字，我们今天要普及文化，要进步，要赶超世界的潮流。你看，世界其他地方都是拼音字，我们干嘛要用方块字呢？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言文都是一致的，为什么我们这个言和文不一致呢？本来我们是夏。也就是说中国的才是世界的，只有中国是标准，世界要以中国为标准。现在反了，世界成了标准了，中国成了世界之外。中国不知道自己在哪了，什么是世界啊，西方是世。所以西方是什么样的，我们就应该是什么样的，西方是言文一致的，我们就要废文言，搞白话，让我们这个言文一致起来。西方是拼音文字，而我们文字的发展方向就是要拼音化，废掉方块字。

这个是放弃夷夏之辨的严重后果，直接的后果，那就是我们丧失了自我，不知道我们的位置在什么地方了，一切以西方马首是瞻，奉西方人为神圣。本来他们是夷，他们应该向我们学习，现在我们向他们学习，一切向他们看齐，这是如此的颠倒。

学生：侯紫通整理 2013年9月19日

——摘自孟晓路《中学统摄天下学术略论》